顺治年间清廷在南方战事陷入僵局，为扭转局势、稳固统治，朝廷启用洪承畴经略西南五省，并同步推进以汉制汉、渐进汉化的政治改革。

南方作战倚重汉军的三大主因：一是地理环境制约——南方水网密布、山地纵横、湿热难耐，导致满蒙八旗骑兵丧失机动优势，弓箭（金角反曲复合弓）受潮脱胶失效；二是兵种适配性差异——汉军主力为火器步兵与水师，降清明将（如三顺王）更精通水战与南方地形；三是战略消耗需要——“以汉制汉”实为借战争汰除绿营中老弱叛附者，留存忠勇精锐。

八旗兵力严重不足的现实约束：满蒙八旗合计不足20万人，需分驻东北、华北等要地，仅能以少量兵力监临数量庞大的绿营，形成“绿营冲锋、汉军旗次之、蒙古八旗再后、满洲八旗压阵”的战场序列，凸显其兵力枯竭与制度性依赖汉军的困境。

洪承畴复出的历史契机与空前授权：顺治十年（1653年），朝廷授其“太保兼太子太师、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、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”，总督湖广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五省军务，兼理粮饷；敕令所辖文武官员（文官五品、武官副将以下）升调任免、军政调度、财政拨付皆由其专断，违令者可先斩后奏，权限几与三顺王等同，实为清代汉官职权之最。

湖南善后以“招抚为先、剿抚并用”为核心方略：洪承畴以平反冤狱、释放反清士绅（如当众斩诬告者潘正先）、吸纳地方士绅入长沙幕府为关键举措，迅速稳定人心；辅以屯田恢复民生，使破败长沙重焕生机，奠定清廷在南统治的社会基础。

三顺王南征及其命运分化：孔友德（定南王）取桂林后因兵少粮绌、遭李定国截援围攻而自尽，爵位废除；耿仲明（靖南王）因部下“逃人案”畏罪自尽，所部并入尚可喜；尚可喜（平南王）苦战九月攻克广州，又击退李定国，威望日隆；三人原为毛文龙旧部，降金后受皇太极极高礼遇，赐“天佑兵”“天柱兵”名号，封号中“顺”字强调“主动归顺”，待遇长期优渥于满蒙贵族。

顺治朝汉化改革初现端倪：顺治帝本人精研汉学（亲书“正大光明”匾），反思民族政策积弊，倾向唐宋治道；通过万寿节问策陈名夏等汉臣，确立“任贤勿亲”用人导向；启用洪承畴既是应对南方危局的务实选择，亦是中央推动渐进汉化与权力结构调适的关键一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