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光中:“大陆是母亲,台湾是妻子,香港是情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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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于:2019-06-17 04:41

今天多多为大家分享的是已故大师余光中精选散文集中的一篇《从母亲到外遇》。

大陆是母亲。

烧我成灰,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一片厚土。那无穷无尽的故土,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,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,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。几千年下来还没有演完的历史,和用了几千年似乎要不够用了的文化。

我离开她时才二十一岁呢,再还乡时已六十四了。这许多年来,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、低呓着中国,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。不然我真会魂飞魄散,被西潮淘空。

乡情落实于地理与人民,而弥漫于历史与文化,其中有实有虚,有形有神,必须兼容,才能立体。乡情是先天的,自然而然,不像民族主义会起政治的作用。把乡情等同于民族主义,更在地理、人民、历史、文化之外加上了政府,是一种“四舍五入”的含混观念。朝代来来去去,强加于人的政治不能持久。所以政治使人分裂而文化使人相亲:我们只听说有文化,却没听说过武化。要动用武力解放这个、统一那个,都不算文化。

台湾是妻子

因为我在这岛上从男友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,从青涩的讲师变成沧桑的老教授,从投稿的“新秀”变成写序的“前辈”,已经度过了大半个人生。几乎是半世纪前,我从厦门经香港来到台湾,下跳棋一般连跳了三岛,就以台北为家定居了下来。

我以台北为家,在城南的厦门街一条小巷子里,“像虫归草间,鱼潜水底”,蛰居了二十多年,喜获了不仅四个女儿,还有二十三本书。及至晚年海外归来,在这高雄港上、西子湾头一住又是悠悠十三载。

海峡虽然壮丽,却像一柄无情的蓝刀,把我的生命剖成两半,无论我写了多少怀乡的诗,也难将伤口缝合。无论在大陆、香港、南洋或国际,久矣我已被称为“台湾作家”。但是我同时也是,而且一早就是,中国人了。

华夏的河山、人民、文化、历史都是我与生俱来的“家当”,怎么当都当不掉的,而中国的祸福荣辱也是我鲜明的“胎记”,怎么消也不能消除。我只有一个天真的希望:“莫为五十年的政治,抛弃五千年的文化。”

香港是情人

因为我和她曾有十二年的缘分,最后虽然分了手,却不是为了争端。初见她时,我才二十一岁,北顾茫茫,是大陆出来的流亡学生,一年后便东渡台湾。再见她时,我早已中年,成了中文大学的教授,而她,风华绝代,正当惊艳的盛时。

香港久为国际气派的通都大邑,不愧是一位混血美人。我一直庆幸能在香港无限好的岁月去沙田任教,庆幸那琅嬛福地坐拥海山之美,安静的校园,自由的学风,让我能定定心心写了好几本书。于是我这“台湾作家”竟然留下了“香港时期”。

不过这情人当初也并非一见钟情,甚至有点刁妮子作风。后来认识渐深,发现了她的真性情,终于转而相悦,不但粤语可解,简体字能读,连自己的美式英语也改了口,换成了矜持的不列颠腔。等到八十年代初期大陆逐渐开放,内地作家出国交流,也多以香港为首站,因而我会见了朱光潜、巴金、辛笛、柯灵,也开始与流沙河、李元洛通信。

不少人瞧不起香港,认定她只是一块殖民地,又诋之为文化沙漠。一九四○年三月五日,蔡元培逝于香港,五天后举殡,全港下半旗志哀。对一位文化领袖如此致敬,如此的香港竟能称为文化沙漠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