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多多为大家分享的是已故大师余光中精选散文集中的一篇《从母亲到外遇》。

大陆是母亲。

烧我成灰，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一片厚土。那无穷无尽的故土，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，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，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。几千年下来还没有演完的历史，和用了几千年似乎要不够用了的文化。

我离开她时才二十一岁呢，再还乡时已六十四了。这许多年来，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、低呓着中国，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。不然我真会魂飞魄散，被西潮淘空。

乡情落实于地理与人民，而弥漫于历史与文化，其中有实有虚，有形有神，必须兼容，才能立体。乡情是先天的，自然而然，不像民族主义会起政治的作用。把乡情等同于民族主义，更在地理、人民、历史、文化之外加上了政府，是一种“四舍五入”的含混观念。朝代来来去去，强加于人的政治不能持久。所以政治使人分裂而文化使人相亲：我们只听说有文化，却没听说过武化。要动用武力解放这个、统一那个，都不算文化。

台湾是妻子

因为我在这岛上从男友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，从青涩的讲师变成沧桑的老教授，从投稿的“新秀”变成写序的“前辈”，已经度过了大半个人生。几乎是半世纪前，我从厦门经香港来到台湾，下跳棋一般连跳了三岛，就以台北为家定居了下来。

我以台北为家，在城南的厦门街一条小巷子里，“像虫归草间，鱼潜水底”，蛰居了二十多年，喜获了不仅四个女儿，还有二十三本书。及至晚年海外归来，在这高雄港上、西子湾头一住又是悠悠十三载。

海峡虽然壮丽，却像一柄无情的蓝刀，把我的生命剖成两半，无论我写了多少怀乡的诗，也难将伤口缝合。无论在大陆、香港、南洋或国际，久矣我已被称为“台湾作家”。但是我同时也是，而且一早就是，中国人了。

华夏的河山、人民、文化、历史都是我与生俱来的“家当”，怎么当都当不掉的，而中国的祸福荣辱也是我鲜明的“胎记”，怎么消也不能消除。我只有一个天真的希望：“莫为五十年的政治，抛弃五千年的文化。”

香港是情人

因为我和她曾有十二年的缘分，最后虽然分了手，却不是为了争端。初见她时，我才二十一岁，北顾茫茫，是大陆出来的流亡学生，一年后便东渡台湾。再见她时，我早已中年，成了中文大学的教授，而她，风华绝代，正当惊艳的盛时。

香港久为国际气派的通都大邑，不愧是一位混血美人。我一直庆幸能在香港无限好的岁月去沙田任教，庆幸那琅嬛福地坐拥海山之美，安静的校园，自由的学风，让我能定定心心写了好几本书。于是我这“台湾作家”竟然留下了“香港时期”。

不过这情人当初也并非一见钟情，甚至有点刁妮子作风。后来认识渐深，发现了她的真性情，终于转而相悦，不但粤语可解，简体字能读，连自己的美式英语也改了口，换成了矜持的不列颠腔。等到八十年代初期大陆逐渐开放，内地作家出国交流，也多以香港为首站，因而我会见了朱光潜、巴金、辛笛、柯灵，也开始与流沙河、李元洛通信。

不少人瞧不起香港，认定她只是一块殖民地，又诋之为文化沙漠。一九四○年三月五日，蔡元培逝于香港，五天后举殡，全港下半旗志哀。对一位文化领袖如此致敬，如此的香港竟能称为文化沙漠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