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,以上是清朝末年的话,如果在清朝初年,倘有什么人去一告密,那可会“灭族”也说不定的,连主张“放诸四裔”也不行,这时他不和你来谈什么孟子孔子了。现在革命方才成功,情形大概也和清朝开国之初相仿。(不完)
这是《夜记》之五的小半篇。《夜记》这东西,是我于一九二七年起,想将偶然的感想,在灯下记出,留为一集的,那年就发表了两篇。到得上海,有感于屠戮之凶,又做了一篇半,题为《虐杀》,先讲些日本幕府的磔zhé杀耶教徒,俄国皇帝的酷待革命党之类的事。但不久就遇到了大骂人道主义的风潮,我也就借此偷懒。不再写下去,现在连稿子也不见了。
到得前年,柔石要到一个书店去做杂志的编辑,来托我做点随随便便,看起来不大头痛的文章。这一夜我就又想到做《夜记》,立了这样的题目。大意是想说,中国的作文和做人,都要古已有之,但不可直钞整篇,而须东拉西扯,补缀得看不出缝,这才算是上上大吉。所以做了一大通,还是等于没有做,而批评者则谓之好文章或好人。社会上的一切,什么也没有进步的病根就在此。当夜没有做完,睡觉去了。第二天柔石来访,将写下来的给他看,他皱皱眉头,以为说得太噜苏一点,且怕过占了篇幅。于是我就约他另译一篇短文,将这放下了。
现在去柔石的遇害,已经一年有余了,偶然从乱纸里检出这稿子来,真不胜其悲痛。我想将全文补完,而终于做不到,刚要下笔,又立刻想到别的事情上去了。所谓“人琴俱亡”者,大约也就是这模样的罢。现在只将这半篇附录在这里,以作柔石的记念。
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之夜,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