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七○年代，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存在主义是台湾非常风行的哲学，不管是透过戏剧、透过文学。例如当时有一部戏剧是贝克特的《等待戈多》，两个人坐在荒原上，等待着一个叫做Godot的人，等着等着，到戏剧结束都没有等到。生命就是在荒芜之中度过，神不会来，救世主

不会来，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也没有来。我们当时看了，都感动得不得了。

从小到大，我们都以為生命是有意义的，父母、老师等所有的大人都在告诉我们这件事，包括我自己在当了老师之后，都必须传递这个讯息，我不能反问学生说：「如果生命没有意义，值得活吗？」但我相信，我如果这麼问，我和这个学生的关系就不会是师生，而是朋友，我们会有很多话可以讲。

如果你问我：「生命没有意义，你还要活吗？」我不敢回答。文学裡常常会呈现一个无意义的人，但是他活着；卡夫卡的《蜕变》用一个变成甲虫的人，反问我们：如果有一天我们变成一隻昆虫，或是如鲁迅〈狂人日记〉所说人就是昆虫，那麼这个生命有没有意义？我想，有没有可能生命的意义就是在寻找意义的过程，你以為找到了反而失去意义，当你开始寻找时，那个状态才是意义。现代的文学颠覆了过去「生下来就有意义」的想法，开始无止尽地寻找，很多人提出不同的看法，都不是最终的答案，直到现在人们还是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。

——蒋勋《孤独六讲》摘录